我是在北航附小上的小学，那时校址在现在的西院处，那个地方面积不大，有十几间小平房，排列杂乱，参差不齐。老师没有办公室，批改作业就在教室的一个旮旯里，也没有操场，只有几块不大的土凹地。于是，老师就发动同学们，到处捡碎砖乱瓦和石头，用课余时间把它填平，用来上体育课。体育课也基本没有器材。记得唯一的一个器材，就是一个垫子，用来练习前滚翻和后滚翻的，剩下的就是跳绳和皮球了，很多时候体育课就是做游戏。全校只有一个乒乓球台，是用砖头砌成的，外面抹上一层水泥，既粗糙又不标准。台面比较硬，对乒乓球的损伤太大，经常会把球打坏。此外，因为人多台子少，经常为了抢乒乓球台而发生激烈的冲突。
当时的教室，都是泥土地没有日光灯照明，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全校一共只有两个自来水龙头，学生每天打扫都要排队接水。夏天上课我们常常热的满头大汗，无精打采；冬天很冷，教室要生煤球炉子取暖，生炉子时满屋子都是烟，很久都散不出去。坐在炉子旁边的孩子热得要命，离炉子远的孩子，冻得伸不出手，更别说写作业了。那时也没有标准的课桌椅，课桌没有抽屉，书包就挂在小椅子的背后。两个同学一张课桌，课桌是一块长条木板钉成的，很窄。同桌常常为了使用面积和我吵架，后来他干脆在桌子中央，画了一条“三八”线，只要我一过“三八”线，他就立马提出抗议，使我不得不马上退回去。
看到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课桌多高级啊，既标准又美观，和我上学时真是天壤之别！现在的孩子，有现代化的教室，智能、漂亮，窗明几净，有空调、暖气，设备齐全。操场都铺上了塑胶，体育器材品牌高级、数量繁多，真叫人羡慕。恨不得倒退六十年，重新上一次学。
后来我是在北航附中上的中学。记得那时，每个星期五中午，我们食堂改善伙食：有一顿带肉的菜。学生和那天上午上最后一节课的老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能拖堂，按时下课。如果拖堂，负责午餐打饭的同学，可以自己先出教室。所有老师都很理解我们的心情，没有一个不允许的。那时附中设有高中部，高中部是在一座三层的楼房里，初中部是在平房里。初中的优势是不用下楼，出门就可以跑。高中的优势是个子高腿又长，跑得快。因此，每到这天中午下课后，就像跑百米赛似的，一群人向食堂方向飞奔。虽然这不是一幅优美的图画，却是一幅特别显眼的“人造”风景线。这些平时有模有样的大哥哥大姐姐，为了这顿先到先得的美餐，竟和我们这些没大没小的弟弟妹妹们百米赛跑。所谓肉菜，每个人也只能分到三、四块。我们那时8个人一桌，分肉时绝对平均，没有一个人多吃多占。如今天天有肉，顿顿有肉，谁还为了吃几块肉而玩命奔跑呢？可那时就是这样。因为定量标准低，总觉得吃了不少，肚子还是不饱。食堂准备了一个大木桶，有一米二左右高。往里面放一些碎葱末，一把盐，用开水一冲，就成了免费的“汤”。然而，这样的汤，早去的同学还能喝到一碗，去晚了也就没有了。现在我常想，如果把这些情景告诉现在的中学生，他们会相信吗？
到了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也来到了内蒙古呼盟突泉县，当上了知青农民。我在北京长大，对农村一点不了解。这次一下子当上了农民，还真不适应。我真没想到，农村太苦了，不是单一的苦，是吃、住、穿、用全面的苦。老乡的炕上，好一点的有炕席，差的铺的就是破烂。农村的孩子，冬天穿棉衣，里面是没有秋衣和秋裤的，就是光着身子穿但棉衣的里里外外都是硬邦邦的，很不舒服。我在的这个“龙胜”大队，土地非常贫瘠，全是石头包地，亩产量也特别低，家家户户口粮不够吃，年年靠借粮食维持日常生活。这里没有大米，也没用白面细粮。刚出生的小婴儿，没有奶吃，就用小米面糊糊喂，不放糖，也买不到糖。食盐、烟酒、牙膏、肥皂、洗衣粉、手纸等等根本看不到，更别说其他生活用品了。吃肉靠自家养猪，吃粮靠自己种地，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原始社会——农耕时代，什么东西都要到四十里以外的县城才能买到。然而即使去了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因为根本就没有卖。生了病也要到县城才能看到医生，那时生产队没有汽车，就连自行车也少得可怜，只有马车。去县城的路都是土路：晴天车走满天烟，雨天车走似泥潭。我们村的孩子，连汽车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年轻的女孩子，连卫生纸都没见过，更别提用了。不少女孩子都得了妇女病，农民头疼脑热，没有药。家在北京的父母们就寄“止痛片”、“苏打片”、“阿司匹林”等常用药来送给他们。因缺医少药，农村的封建迷信活动盛行，遇到疑难杂症，就向我们“青年点”要邮票（因为我们有家信来往，故有用过的邮票），到深更半夜去荒野处烧邮票，用来驱除病魔。为了帮助他们，知青们经常向北京索取药品。但这只能是暂时的解决办法，治标不治本。这就是我亲眼见到的农村，不是亲历，我真不敢相信。1972年底，我被招工进城离开此地，临走时我心里默默地想：“水泉”公社，你什么时候能改变这副穷样子。
1972年底，我被招工到长春工厂。那年，我们国家还是计划经济，物质非常匮乏。我被分配到铸造车间，当了一名车工。铸造车间有早班，每天车工要在早班时，把前一天铸好的工件清理吊出车间，腾出场地再干新活。早班是在凌晨四点钟，起初是当班的师傅到宿舍去叫我。因为宿舍没有钟表，我又年轻，不能按时起床，后来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父母亲。不知他们怎么抓了一个票，买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托人送给了我，从此我有了手表，早班不用人叫了。同时，“我们宿舍”也有了手表。那年月，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有钱没票也买不到东西。我们宿舍实行“共产主义”，我们屋住8个女生，谁有事情外出，谁就戴这块手表，很多时候手表都在别人手上戴着。那时，我还有一个当时很奇缺的“春雷”牌半导体，也是“公”用。每天晚上睡觉前，谁先拿到手，谁先听，她听什么节目，全屋的人都和她听同一个节目。先拿到半导体的有“执行”权力，但是半导体用的电池必须我买，因为它姓张不姓“公”了。并不是她们想占我的便宜，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学徒工，工资都很低，每个月工资才18元、22元（因工种不同，工资有区别），不像现在的年轻徒工，工资上百上千元。
还记得，我们车间的青年工人要结婚，可是因为物质缺乏，困难很多。其中布票、线票和棉花票是最难的问题。要成一个家，被褥是不可缺的。可是没有票，一筹莫展。像我这样的光棍单身，就把自己的票据贡献出来，支援他们成立家庭。因此有两年，因为捐献票据，我竟没有添一件秋衣和袜子。现在的年轻人，婚庆声势浩大，婚宴富丽堂皇，那时的婚庆，只有喜糖，还很少。因为每个人每月才二两糖，糖票还是大家凑起来的。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会有这种经历了，但我是不会忘记这种经历的。
我在工厂时，吃饭是每月有定量的。细粮每月三斤，不分大米、白面，剩余的都是粗粮。我们女同学比较仔细，总是把细粮攒起来，留着过节时、来客人时或者还留在农村的同学来玩时才共同享用。男生就不这样了，早早的把细粮吃完。有好几次，男生向女生借“细粮票”。因为有集体户的人来工厂玩，不好意思让“客人”老吃粗粮。说是借，根本就没指望他们还，就是还女生也不好意思要。如今手表、半导体，哪个人没有？连小孩子都有，而且比我那时的质量要好很多倍。就连手机、电脑、计算器，也都是随处可见的物品，并不是什么稀罕物。我们党用最短的时间，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科技发达的经济强国，造福了14亿人民，使14亿人民的生活提高到这样的水平。这么伟大的壮举，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但是我们中国做到了！
1997年我回到了北京。当年我下乡的那个生产队，有人出差来北京，我们见面后谈起了村里的变化。他说：有电了，修公路了，有汽车了，现在出门方便的很。有合作社了，有村医疗站了，看病买东西可方便及时了。村里的孩子、年轻人，现在吃的、穿的比以前好多了，用的也好了。好多人都到外地上学、打工了，很多人都有手机了，对外联系也方便了。还说：现在有钱买化肥了，亩产量提高了很多。如今的日子啊，就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讲，我的心里波涛汹涌。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变化竟如此之大，我激动不已！
我想：从世界近代史来看，没有哪个拥有这么大国土面积，这么多人口，这么多民族，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又怎样从一个基本停滞不前的计划经济体，变成了每年都高速增长的市场经济体。肯定的说：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了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从建国到现在，我走的路走得并不顺当，可以说是和祖国一起长征，一路披荆斩棘，这中间有苦难也有辉煌。正是这苦难辉煌的历史，见证了中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按照自己设计的蓝图，建设自己的国家，走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的新的长征又将开始，我仍旧会和祖国一起去跋涉！
文/张青
编辑/郭永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