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幼年的回忆

我出生的第二年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到我七、八岁的时候，父母告诉我，我们是中国人，是日本占领了东北，成立了满洲国。有次偶然的机会。在我家仓房中发现了一本1930年出版的世界地图。在地图的中国页上的说明；东方的小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企图占领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看了此地图。我的心里明白日本的企图。日本侵略军刚到东北农村时，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我们村被抓走数十人，运到县城附近，埋进万人坑。日军对农村实行三光政策后，又来了180度大转弯，实行软化政策，讨中国人的好。

二、进入国民高等学校

我13岁那年，与本村3位同学考入了县立国民高等学校。在面试的时候，校长小原正章（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对我说，你太小了，能抬动土筐吗?我说，能抬。这所学校是农科，四年制。上课除了日语外，有一半是日本的农业课。在10余名老师中，有一半是日本人。农忙的时候，是半工半读。学校种了百余亩稻田，每年收获10余万斤稻谷，全部运到日本。到了年底，校长奖励每个学生一顿大米饭。我们吃在嘴里骂在心里。吃大米有国际法规定日本全部吃大米，朝鲜人吃一半大米，中国人一粒也不能吃。我们在农村，每年还是能吃到几次大米饭的，因为种的稻谷，怎么也能留点。其余全部运走，除了供日本人，朝鲜人吃用之外，都运往日本。

在学校我们住宿的学生，每人每月供给26斤玉米渣子，吃的不够就在餐桌上放点土豆。每月能吃上一、二次肉。星期日上街，我们能买得起的食品只有煎饼加豆腐脑。

三、 可敬的石黑老师

石黑老师上课时说，日本侵略中国是错误的。日本军在南洋打仗处处失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你们的。开始时，我们认为这位教师是欺骗我们，让我们上勾，然后报复我们，因此，谁也不敢说什么。我回家时常带瓶蜂蜜送给这位老师。他很喜欢吃蜂蜜，并邀请我去他住的旅馆。在旅馆他请我吃饭，甚至在一起睡觉。我想他可能是想念他在日本的了女，把我当成替身。

在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由家乘火车去沈阳给我在沈阳铁路学院读书的哥哥送炒面，在火车上碰上了穿军装的石黑老师，还有一小队日军。我们二人对视，谁也说不出什么。后来，他说，我要去热河(承德)打八路军。这时，我们二人都明白，谁说出一句真心话，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当时，我对他说，祝你一路平安，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学习，回到各自的座位上。这时一个翻译官大淡他的业绩。在热河农村，一次他们包围住在一户农家的八路军，这位八路军跑出来，手持两把短枪，左右开弓，跑走了。他的眼角被他的了弹穿了一个洞。我看了一眼，眼角上还有子弹穿过的伤痕。我心里想，你这个叛徒，怎么没有一枪打死?

四、 苏联大军进攻东北日军

1945年9月，苏军从东北部几个方向向日军进攻，日军也不抵抗了，从几个方向向朝鲜逃窜。在东北北满的日本移民也随他们一起南逃。在我家门口的公路上，每天有数百辆汽车载着日军、日移民通过。听说，藏在临江的伪满皇帝溥仪也被苏军抓走，同伪满大臣一起押到苏联。向朝鲜逃跑的日军，在通化的一个晚上，向八路军发起了进攻，造成八路军苇大的牺牲。

五、 国民党向东北进军

东北光复后，围民党和共产党都想抢先占领东北这块宝地，依靠天时，地利，共产党抢先一步。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从承德、华北、山东几个地区向东北派十部、战十20余万人。国民党也不落后，从大西南向东北山海关、沈阳，长春、哈尔滨空运接受大员，同当地的伪军、警察、土豪劣绅相结合，组成国民党政权。与此同时，国民党又从大西南，依靠美国空运、海运、陆运，号称50万大军开向东北。解放军东北部队，采取战略上退让的方针。国军相继占领北宁路，沈阳、吉林、长春，并向周罔的县城扩展。苏联同国民政府有一个协议，日木投降后，苏军要把日军交给国军受降。协议是协议，同志是同志，苏联交给解放军大量武器弹药。同时苏军把东北的日军缴获来的武器，甚至把工业装备也运往苏联不少。蒋介石认为在东北取得重大胜利，胜利冲昏了头脑，疯狂的提出三个月消灭共军。他为此专门去长春视察，以显示他的“胜利”。他到长春那天，在机场上欢迎的有国民党要员，有国军部队，有接管当地的伪军、警察，还有专门组织的欢迎学生，锣鼓喧天，好不热闹。蒋介石得意忘形，他说：今天我比还都南京还高兴。东北的天下，中国的天下是我的了。他没想到，从这天起，他已经是走向末日的开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他带着中田的金银、财宝，跑到台湾去了。

六、在我的家乡周围炮声轰鸣

首先，在我家乡的西南方打了一天的炮，听说，是国民党重建的184师，大部被歼。后来，在我家乡的南山背后又响了一天的炮声，还有飞机轰炸。国军被歼数千人，由我家门口押送路过。这时，我们县城还在国军手里。听说，我读过书的中学又恢复上课，我求学读书的心切，与同村的几位同学翻山越岭连夜去县城，第二天早上，到县城东门外的国军哨所。他们不让我们进城，我们骗他们说，我们是弃暗投明来的，他们才让我们进城。我住在姐大家中，每天去学校上课。这个期间，国军的新一军、新六军是王牌部队，不断去北满。东北的天气-20，这些南方人虽然穿上棉大衣，也冻的呲牙咧嘴。

七、 解放军进攻县城

国军主力部队陆续开往北满，柳河县城只有暂编22师一个团在驻守。这个部队是云南的，装备差。一天早晨，我被远处的机枪声惊醒。我到马路上向南山一看，解放军正在向国军的碉堡进攻。正在此时，跑过来一名国军把我抓走，叫我给他们运炮弹，我急中生智，在他进入另一家抓人时，我跑到邻居一个厕所内。后来解放军进城了，我回姐夫家趴在炕上，马路上枪声大作，一会儿解放军占领了城区。这时，困军的残余部队和国民党的文职官员，从县城北门拼命向北山跑，他们想冲出解放军的包围圈。解放军的各种炮火向北追击他们。他们到了北山脚下，解放军正在那里等他们呢，全部被俘。我校的保卫处王锐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在南山受伤的。

八、 参加人民解放军

1947年10月，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在五道沟镇，看到了军政大学辽东分校招生广告，找到负责招生的解放军，报名参军了。从五道沟随队走到二密河，开了一个文艺晚会。会上一些男女生表演了歌唱，我第一次体会到解放军的军旅生活。又走了二天，我们到了军政大学校部的所在地快大茂子。经过身体检查，医生说我有心脏病，回家去吧。我没有回去，晚上我到了十队的住地三合堡，向指导员说，医生要我回家，我决不回家。指导员说，你放心吧，明天开始军事训练。

我在三合堡经过四个月的军事训练，东北的春天来了，第一次考验也来了。那天去轰炸通化的两架国军飞机，飞到我们上空，向我们住地开炮。同学们不知所措，有的钻桌子，有的靠墙角。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身体越低越好，我卧倒在地上。这场袭击同学们没有一名受伤的。

48年4月，军校受东北四野命令，要把学校搬到北满北安同东北军大合并，那天晚上我们已上了火车，准备出发。野司又来了命令学校在通化继续办下去。通化办学条件比快大茂子好多了。每天上午到电影院上课，有时还看一个电影。我第一次看的电影是彩色电影《苏联体育大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彩色电影，大开眼界。

1948年8月，我和另外二名同学被分配到辽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地点在长春和九台县之间的四家子村。我们乘坐的火车路经梅河口，停了一天。我同我哥哥见面，他劝我别去长春了，太危险，我说我不怕。我到了梅河口火车站险情又来了，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火车站弹药车和汽油罐。这些弹药汽油是由苏联归国的刘亚楼同志向老大哥申请的数十列车由朝鲜运来的前线急需的弹药汽油物资，可惜，被国军飞机毁于一日。我们三人在火车站外面等候火车，也被轰炸机轰炸，我立即让两位同学同我一起卧倒在地。一枚炸弹落到三十米左右地方，旁边的人有数人受伤。我们被冲击波把耳朵震聋，这是我第一次受到真正的战火考验。我们乘坐的火车开向吉林。到了四家子司令部，我被安排在司令部作战科。我想到这工作可能叫我干点同军事指挥有关的事。想不到叫我学习刻蜡版。这个活儿我没有干过，一点不会做。我每天练习刻写，不久我就能刻一些通知、命令之类的文件。一天，我们接到命令，立刻乘汽车出发到公主岭，听说驻长春的国民党军要突围，部队在此围堵。国民党军知道突不出去，又跑回去了。这时，东北四野的主力部队已经开始打锦州了，首先把锦州北边的义县拿下。这时守在长春的国民党宣布起义投降。我们前线指挥部同各独立团南下到抚顺，这天行军一百里以上，到抚顺时我的脚打了不少水泡。东北战场把国民党所有的部队五十多万全歼后向关内进军了。我们从抚顺作为司令部第二梯队，行军到南苑机场附近住下。我们到达时，司令部第一梯队已经在此地了。一天，国民党部队向南苑开炮，打坏几间民房。北京和平解放以后，毛主席在西郊机场检阅部队，虽然我们不能去，也很高兴，也很自豪。这年五月我们司令部乘火车随部队南下到武汉。进入武汉那天，道路两旁都是我军工兵画了记号的国民党军埋下的地雷。我们乘坐的汽车过一个小河的时候压响了地雷，司机受了伤，我们在车上坐的同志没有受伤。在武汉驻在原国民党警卫司令部的三层小楼内。我住在三层，一天国民党又来光顾我们了，一颗炸弹扔在楼前的马路上，弹头插在地下没有爆炸，后来请工兵来拔出。驻守在长沙的国民党陈明仁将军和国民党行政长官程潜，接受和平解放条件，我们司令部进驻长沙，立即改为湖南军区司令部，原来的十二兵团番号不变。50年51年，军区召开二次评功表彰大会，我被司令部评为二次大功。

52年，全国高校招生，高中生不足，我和军区抽调的具有高中学历的解放军干部，经过在岳簏山中学三个月培训，九月初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从此我从一名解放军干部变成大学学生，改变我的人生走向。在人民大学学习三年企业管理专业，毕业时得到全5分成绩。

九、 进入北航夜大学习

1955年10月我到北航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感到我在人民大学学到了管理知识，但到北航一所航空高校工作，更需要学些航空方面的知识。56年9月我进入北航夜大学习。后来，我又联系飞机工艺教研室支部。经常参加支部活动，也接触到一些航空飞机制造方面的知识。

十、 参加制造“北航一号”的日日夜夜

1958年8月，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培训的师生回到学校，制造“北京一号”的工程启动了。那时，我在党办任副主任，临时派我到铆装车间任支部书记。在三个月的日日夜夜工作中，每天只能睡5、6个小时，晚上午夜我们在车间吃顿夜餐，很多学生还要干一会儿，只好把他们赶回宿舍。一点钟入睡，第二天七时前到车间，哪有可能去夜大上课呢?夜大从此终止了。“北京一号”上天后的一天，我们车间主任、支部书记被邀请乘坐北京一号，绕北京市上空一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是北航师生自己制造的，其中也包括我在机身后部下方钉了四排铆钉。

十一、参加北航大跃进

中央提出大跃进的目标是超英赶美。对大学来说，不知道要做什么?后来中央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大学也要参与其中。从此开始我们每天下午到学校修建的小土炉群炼钢。炼钢的流程是：先把破锅乱铁砸成的碎块放入炉内吹空气，炉内的铁块慢慢熔化，成了一个钢坨，钢炼出来了。一位教冶炼的老师说，这玩意儿那里是钢呢，分明是废料。不管炼出来的是什么，每天上报炼出钢铁10余吨。

在粮食生产方面，全国都在放“卫星田”。人民日报登了张五个儿童坐在稻穗上面的照片。这张照片的确是真的，是用二、三十亩八成熟的水稻栽到一起的。这亩水稻的产量足有三、四千斤。至于每亩红薯的产量是一、二万斤各地都有报导。

十二、一九五九年的反左

1959年夏，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原定会议的目的是反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现象。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等领导向中央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毛主席误认为是想否定大跃进的成绩。于是会议的风向变了，由反左转为反右。会议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领导。他们根本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马列主义的同路人。那时，我正在带领几百名师生在朝阳公社抗涝。公社书记向南(原团市委书记，下放到那里)向我们宣布中央指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右倾”。

我们回校后，党委召开会议，要贯彻中央反右指示深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右倾言论。发动机系副书记张文甫同志回老家后说，现在农村死了人连孝布都买不起也买不到。党委认为张义甫同志的言论太右了，应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系总支书记张仲禹同志说，大跃进了，为什么烟卷买不到了。二系总支书记邵群说，现在买酒也不太容易，都受到批判。

清华大学副校长带几十名老师，来北航参观“北京一号”“北京二号’（小火箭）”，武光同志以找不到钥匙为名拒绝了。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同志又是教育部长。后来蒋南翔通过北京市委要批判武光同志的科研资本主义路线。在专门召开的党委会上，教委领导同志也来了，宣布批判武光同志的资本主义科研路线，向武光同志开炮。在场的党委委员不知道批什么。有的人提出武光同志58年提前抽调百余名学生，有的去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有的调到各管理部门，党委、总支工作，此事自作主张，没有上报。方复之同志就是那次调到党委宣传部的。有的人提出武光同志和院长的办公室太高级，房顶还要建屋顶花园，后来武光同志一气之下把他的办公室搬到南平房，（原保卫处平房的东头）。60年，市委来调令武光院长去新疆任副主席。59年，我被推荐为北京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并参加市委召开的表彰大会。

十三、60年至64年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弄得劳民伤财，同时反左反右，到了60年也不折腾了。人民的生活产生困难，北京是首都，供给是比较好的。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蛋，半斤肉。粮食供给按工种、男女、年龄段，30％粗粮，70％细粮。这时国际风云又发生变化，苏联把他们在华的专家一夜撤走，逼着中国在科技和生产上要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在这个时期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自己研制的火箭升空，卫星也开始研发。这个特大喜讯，鼓舞了全国人民，也震惊了世界。

这个时期，农村都在想办法复苏生产。如扩大自留地面积，允许个人在一定范围内经商，个人或合作生产建筑材料(砖、瓦、白灰等)，中央看到这些现象，是否右倾在农村又抬头了。决定派工作团、队到农村清理纠正。

十四、参加四清运动

各大学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分批派师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北航分二批，一批千余人师生，到河北隆化，一批到山西晋南参加四清运动。

北航党委副书记程九柯和我加上几位总支书记带队赴晋南，65年8月乘火车专列到了运城等五县。我们这些带队的组成北航四清指挥部，设在运城党校。程九柯和我很快去到运城附近的上家坡村。那里有李哲浩老师和企业管理班的一个班学生。要求师生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晋南地区生产棉化、小麦，他们把棉花自己加工成土布，有穿、有吃。特别是女孩字，穿的是带花纹的土布衣服。我们这些老师学生，去农村为了同农民打成一片，都穿上屁股和领、袖打补丁的衣服。一天女孩了们问我们，你们在北京挣多少钱?怎么穿这样破旧衣服来了。我们说，我们在北京不是没有好衣服穿，而是没穿来。我自己在北京近几年买了一件毛呢大衣，又买了一套毛涤纶的中山装。

土家坡是个大村，内有五个小村，东西一字排开。四清一开始，一个村的会计就在他家门口上吊自杀。其实他并没有贪污多少钱，只是占点小便宜而已。接着晚上经常召开村民大会，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苗头——扩大自留地、个人经商、合作生产建筑材料。批判归批判，村民们认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资本主义的？这些都是村民们愿意做的，也是增加收入的好路子（给后来的农村改革买下伏笔）。我们同村民一起下地采棉花，村民们很希望休息读毛选，因为读毛选他们可以给小孩织袜子。我们发现此问题就改变一个方式，谁采一斤棉花就加十个工分。他们不但不要求休息，自己带午饭，一天到晚拼命干，一天就能得十分甚至更多。这个问题，说明农民改革的萌芽已经诞生了。师生参加八个月的四清，他们的学习工作中断了八个月，耽误了学生下厂实习搞毕业设计、写论文。也有点副产品是以后成长有了一次农村体验。

十五、参加北航文化大革命

我们师生回校不久，丌始批判“海瑞罢官" (指向彭德怀)。此时此刻，毛主席回湖南老家了。他在那里写了《我的第一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个信号意味着义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北京中央领导都感到震惊，同时也预见到不妙，要求各部委派工作组，支持红卫兵的行动。国防科委派到北航的工作组是赵如璋副主任等十余人，其中有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当我见到李敏同志时，非常高兴，并同她握手，这是我平常难得的机会。工作组当晚召开北航的党委会议，介绍了工作组成员，并要求党委支持红卫兵的行动，红卫兵立即行动，在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矛头指向党委，指向各总支，要求党委领导、总支领导交待罪行。赵如璋在党委会上，曾让我通知各总支摘抄大字报，我便通知各总支。红卫兵发现了总支干部在抄大字报，认为是秋后算账派，追问抄大字报的源头在哪——党办焦定禄。马上就找到我问谁是黑手，我说是赵如璋叫我办的，他们又去问赵如璋，赵立即答复他不知道此事。赵如璋又把抄大字报的黑手推给我。红卫兵恼怒了，在行政楼(现已拆除，在现在的行政楼南，马路北)的大门两旁贴二条超长的大标语：一条是打倒保皇分子焦定禄，一条是焦定禄老实交代旧党委罪行。这二条大标语对我是留有余地的，我不过是一名中层干部，不是他们的主要批斗对象。在工作组的筹划下，北航革委会成立了。孔令华老师(毛主席的女婿)被推荐为主任。

我的老家，在文革中，全家受害。想不到的是我的堂兄(二哥)借文革机会，向我家发起进攻。二哥早年也参加人民解放军，但比我参军的时间晚。全国解放了，他复员回家。让他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开始表现还好。后来，就不行了，解除了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义革开始，他看到机会来了，在我身上打主意。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向我借1 00元。借，什么事都没有，不借，他要揭发我父亲的“法西斯”罪行，和漏划富农罪行。我给他回信说，我父亲土改后定为上中农成分，何罪之有。你要硬给他定罪，以后必然要给他平反。二哥得不到钱，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了。首先带着红卫兵到我父亲的住房，说我父亲房内有收发报机，是香港特务。我父亲年幼时只读过四年私塾，他怎么能使用发报机呢，二哥说是香港特务，也有点根据，我三叔那时在香港。像我父亲的文化，有资格当香港特务吗?不是天大的笑话吗?红卫兵到父亲的住房，刨了坑，砸开墙，一无所有，红卫兵才离去。这个房子，父、母不能住了，幸好父母另外还有房产。

此后，我老家全家受害，给我父亲戴上漏划富农的高帽子，游街示众。我的大姐被免除村妇女会会长职务，我哥哥在长春林业勘察设计院工作，也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帽子，成为批斗对象。

十六、“六四”事件

1978年，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路子，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在此时此刻，国际风云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他们丢弃了共产党的领导，采用“休克疗法”演变为资本主义。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梦想采用多米诺骨牌效应办法把东方的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演变。中国不是苏联，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权，还牢牢控制在立场坚定的革命者手里。那时，危机确实存在，七位党中央常委有三位立场起了微妙的变化，即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老百姓传说手里无粮去找紫阳，火车不走去找万里。但在此时，他们的理念、立场转了向，也在想往西方的“民主制度”救中国。北京的学生以反对腐败为名，开始了游行，正在此时，赵紫阳溜之大吉，去朝鲜访问，万里也去美国。可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出现空白。身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敏锐地看到北京事态的发展。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调集20万部队来北京市周围，想以此来威慑已经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其中还有香港人、外籍人)撤离天安门广场，这些人，不但不撤走还提出用绝食的办法，反制解放军逼近。他们绝食是手段想赖在那里不走是真的。绝食几天了，也不见一人饿死。实际上他们在轮番休息，轮番吃饭。这些学生想离开广场很容易，他们头上带白带，叫一辆出租车，去北航，司机会主动不要钱，还很高兴，因为他们对造反做出了贡献。我在外单位教国际金融课的一位学生工军（北航职工的子弟）他想去天安门逛逛，一天他到了纪念碑前，看到造反的学生有吃有喝，哪里像绝食呢?他那天也来一个一饱口福。他了解到这些食品是四通公司送来的。四通公司接受了大量美元购买的，不知道四通公司总裁捞到多少钱。“64”以后，他逃到美国去了。“64”的前一天，市教委要求我们去天安门动员自己学校的学生回家。我到天安门广场，好不容易找到分院的七位学生。我劝他们晚上不要在此，有危险。他们答应了。我在天安门还看到了造反派展出的枪支弹药和钢盔等“战利品”。后来我骑自行车回北航了。我到了复兴门立交桥下，开始下雨。路过桥下的游行队伍我观看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的标语是“打倒李鹏；邓小平同志，你还好吗（指邓小平同志也在打倒之列）。

此前，5月16日那天，市教委通知大学领导去后勤部礼堂开一个会，并说要绕道进入。我们乘坐的车到后勤部附近，先是向南开再调头回来进入后勤部。大概九时左右会议开始了，主席台上有李鹏、杨白冰、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李鹏指出，现在社会上有极小的一小撮人反对政府，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然后，杨白冰宣布，今晚各路部队就要向市区进发。后来事与愿违，各路部队都动弹不了，原因是造反的学生在那里挡着。

6月4日午夜时分。邓小平同志发布命令，各路部队向天安门进发。这时，事前化妆、分散进入人民大会堂的834l部队出现在天安门前。他们一面前进，一面向天空开枪。分院的孙权同志家住在和平门，他在此地看到了全部经过。在天安门纪念碑的造反派，看到解放军动真格的了。他们也很识时务，从纪念碑南面撤离了。美国里根总统在录像中看到一位学生爬上坦克，表扬他很勇敢。其实，在坦克内的机枪手，一扣扳机，学生必然下去。但是解放军没有这样做，学生自己下去了。夜里两三点钟北航的学生在家属区大喊解放军镇压学生了，要求家属区的人快到东门外阻挡。早晨，我到东门外一看，有几辆军车被烧。我回来，学校的大喇叭在广播，天安门、东单、西单，被解军坦克压死、射杀的学生血流成河，学生群众死伤几万人。事后，从北京市委了解到，北京共死亡学生31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别的原因死亡的。分院有一名学生在“64”晚上，带着照相机到长安街。他死了后经过验尸是被钝器打死的。我想同张继堂同志一起回分院看看情况，我们的通勤车在北航车库，司机是一位党员，表现很好，他在此时，可能是听到广播，认为压死、打死那么多人．心里上接受不

了，拒绝开车。我们左说右说，广播的数字是假的，绝不可信。他拉着我们去学校了，路上，在光明村看到一辆大公共车停在那里，我想一定是司机为了表示自己为造反派服务，把车停在那，当路障。我们到了学校支持造反派的言论又冒出来了，人事处长说，五年、十年以后再见，这天上午，市教委通知我们去开会，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路上不太好走。市委书记李锡明同志很激动，说不出话了，后柬他哭着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又部署了当前的工作。使我们不可理解的足，这个时候还有几个院、校领导追问市委领导为什么不负责任。

过了几天，中央宣布造反派的重要黑手方历之让他出国去加拿大，中央对他十分善待了。“六四”的风波过去了。1990年，我己到退休年龄，教委还希望我再工作三年，我还是坚持回北航了。

1991年春，朱万金同志安排我去北航党校工作，在党校工作七年，认识了上百名在职干部，对我有很大帮助，现在他们也大部分退休了。马波同志，现在还在沙河校区工作，我们去那里参观，是他向我们讲解了校区情况，并招待了我们。

（文/焦定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