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人问：“陈老师，您的良好学风是否是从清华养成的？”我答：“非也”。我在清华上学时只知道“红专”、“又红又专”、“红透专深”，以及与之相悖的“白专”、“只专不红”、“多专少红”、“先专后红”、“红皮白萝卜”……。不曾晓得清华还有“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行胜于言”的校风，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不难想象，这三位一体的清华精神核心内容都是旧中国留下的 “遗产”，解放后自然属于“敏感词汇”之列而被尘封起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才又被重新发掘出来。清华寒窗五载半，前三年还算消停，1957年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除了有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接踵而至的反右倾等主旋律外，还有若干次主旋律，大炼钢铁、除四害、插红旗拔白旗……。单以插红拔白为例，本人所属一个小小的清华铸工教研组，总共不过二三十口人，竟然拔出四面白旗，外带若干红皮白萝卜（指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专家），搞得老师们无所适从，人人自危，哪有心思教学？专业课大多草草而过，后二年大多是在工厂劳动、下厂实习、社会调查中度过。毕业设计延绵一年之久，最后连一篇像样的总结报告都没有，就这样稀里糊涂真刀真枪地干完了。所谓“干中学”，实则有干无学，既然无学，学风又从何谈起？
人到老年喜欢怀旧，回首往事总觉得我这个人还算是幸运。1958年后，空想共产主义遭遇严重挫折，不过一两年功夫，全国人民就被折腾到食不果腹的困境，历时长达三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也许正因为如此，各级领导，特别是高层的头脑从热得发烧变得些许冷静。我从清华毕业分配来北航的第二年，也就是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做了阶段性总结，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八字方针的指引下，北航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也从空泛的“又红又专”、“红透专深”转变为较为务实的红要落实到专，通过专来表现。我们这些一腔热血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早已经习惯于整天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反复发动层层动员，没完没了的标语口号劳动锻炼。至于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以适应人民教师的职责要求，反倒感到茫然和困惑。针对这一问题，时任（905）教研室团支部书记的我，组织了一次团日活动，特邀时任系主任的李哲浩先生来解疑释惑。李先生说：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就是要像牛那样，吃进大量的草，才能挤出优质的奶来哺育学生。你在讲台上一学时的课，至少要准备10学时以上的相关资料，这样讲起课来才能挥洒自如，举例说明如信手拈来。此外，他还特别告诫年轻教师，要认真读书，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首先要精读一本书。李先生的这番话，令我茅塞顿开，成为我今后从事教学工作的准则。乍到北航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人与人的关系却很融洽。系领导经常深入单身教工宿舍嘘寒问暖，我也经常到一些老同事家中去请教专业和教学方面种种问题，师长们总是耐心细致而又毫无保留地给予解答。在教研组和老同事们一起备课、收集资料、编写教材、讨论教案，不久就融入到这个集体之中。至于师生关系，当时学校提倡老师和同学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或学习），由于还是单身一人，没有任何家庭负担，跟年龄相仿的同学们经常处在一起有说有笑十分惬意。许多年后，出差到工厂遇到当年的学生，谈起在学校“三同”的日日夜夜，依旧激动异常兴奋不已。几十年过去，回想起来，人生中最宝贵最值得怀念的还是那些人与人之间纯洁得如净水般的真挚情感。
为了贯彻八字方针，学校着手进行以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教学改革。为此，组织起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或称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代表，以及负责教学行政和政工干部组成的阵容庞大的考察团。本人有幸以专业基础课代表的身份参加赴东北地区考察团，团长由时任副院长王敬明担任。考察团深入到东北地区航空部所属工厂企业，科研院所，走访了相关单位从各级领导到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师傅，特别是我校及其他兄弟院校校友。他们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从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大纲，到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提出了许多宝贵而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许多意见至今记忆犹新，例如说学校要重视基础课（包括专业基础课）教学，只有基础牢靠，学生毕业后才会有后劲；要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内容要少而精，突出重点，教学方法力求形象直观……。这些意见带回学校，对于推动当时的教学改革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此次考察期间所秉持的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对于本人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整顿教学秩序，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各道教学环节，必须层层把关。例如新教师初上讲台就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教研组要负责组织新教师试讲，由老教师进行评议，经过教研室批准后才能上讲台。一次试讲就过关的是少数，通常是要多次试讲才能获得通过。学校也经常组织一些公开课（又称样板课）和教学法讲座，供大家观摩学习，教研室和系也经常组织一些学术交流，通过参加这些活动确实受益匪浅。就这样日久方长潜移默化，严谨、求实的学风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在我看来，学风就是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在教学活动中自觉践行的一种行为模式。学风是要有人来传承的，持之以恒蔚然成风。学风不是挂在嘴上，贴在墙上只供人欣赏的东西。
教学秩序经过认真扎实的整顿，凭我作为一个教师的直觉，教学质量逐步恢复并有所提高，虽然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钦差大臣”下来检查、督查、评比、评估，更没有那么多的公关、应酬，一切似乎都只是在静悄悄但实实在在地进行着。到考试时，老师们完全不用担心学生会作弊，只需在黑板上画个大钟，警示时间进程。
初来北航的几年，时间虽短，但印象深刻、影响深远，值得怀念。只可惜这样的美好时光实在太短暂了。时隔不久，耳边就又响起了“高举”、“紧跟”、“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主旋律，调门越唱越高，越唱越左，紧接着一场史无前例规模空前的大革命、大内斗便席卷中华大地，历时长达十年之久。这场自上而下掀起的红色狂飙将人性的邪恶、残忍和疯狂推到了极致，武斗烽烟四起，冤狱遍及国中，北航也不能幸免，别忘了文革中那数十位屈死的冤魂，其中二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只在一夜之间就被昔日的同学、伙伴活活杖毙！仅仅是因为写了一篇据说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是一幅多么悲惨而又可怕的场景。当然，文革十年北航的故事也不全都是阴暗的，由于两项国防科研型号任务（“红航”、“红旗”）下达，令我和经历相似的同龄人得以在“抓革命、促生产”这顶大红伞的掩护下，为国家、为人民还做了一些实事，宝贵的青春年华金色时光也总算没有干净、彻底、全部地被蹉跎掉，这也为本专业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纪念校庆免不了追思校史，文革十年占北航历史时间的六分之一，不应该轻易被遗忘或被抹去。去年时逢清华建校百年校庆，我回母校跟一些年轻人交谈时，却意外地发现许多年轻教师和学者竟全然不知清华二校门是怎样被拆除又怎样重建起来的。人们争相在二校门这座清华园标志性建筑前摄影留念，记录下这精彩的瞬间，却不知这座端庄的建筑只是一件复制品，更不知她背后埋藏着多少辛酸与无奈，凄苦和悲凉。老人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有责任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告诉后人，好的、不好的，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悲伤，过五关斩六将的荣光，败走麦城的沮丧……，这才是一部真实而完整的历史。只有认真而不敷衍地以史为鉴，才不至于重蹈覆辙。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它的基因仍残存于我们的机体之中，现行的机制体制尚不具备自动删除它的能力。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作者简历：陈冰，1938年出生，1960年清华大学铸造专业毕业，1961年分配来北航工作，1998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