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儿子是1967年底在西安家乡出生的，那正是“文革”的年代。孩子出生56天后，产假满了，我就得回北京上班。但北京的家在城北，单位在城南，每天上下班早出晚归，要贯穿整个北京城，换乘四趟公交车。这样，我实在无法抚养儿子，只好无奈地把出生不久的婴儿留在西安，交给年老的妈妈照管。孩子八个月时，妈妈送孩子来京。这时为了带孩子方便，我就乘公交车到西四家具店花了18元买了一辆童车。这18元，那时可是北京市两个人一月的生活费啊！

这种童车，是当时北京普通人家最多用、市场最抢手的一种儿童车。它是用竹板装配起来的。底部是一块结实的长方形木板，下面装着四个轮子，好像是橡胶的。车身是在木板上一层层架起的竹板条，每层竹板之间有空档。在车子的两侧用螺钉装配着厚厚的一个方圆形的竹把手，可用来推动小车。在竹板的空挡间插着三块窄窄的小木板，木板用红色的油布包着。这三快木板，可以在空挡间灵活插取。若将其中一块插入上端，其他两块插在下端，可容两个孩子对坐两旁，伏在中间的板上吃饭、玩耍；若将中间竹板放下，三块木板成一平面，铺上小褥，即成儿童睡床；如将三块木板都抽去，孩子可在较宽松的车里，扒着车边学步或走动。这辆简单朴素而功能齐全的小童车，非常灵巧可爱，让我们小小的十平方米的家，有了孩子活动的空间。还可以把儿子推出去和小朋友玩耍。由此，给孩子带来不少的欢乐，也给家人减轻了劳累，带来了方便。

不到两年，我的小儿子又要降生了，想到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们实在无力自带，又请小妹来京接回大儿子，小童车也随儿子一起运回了西安。在家里，妈妈把儿子放在童车里一边哄着他，一边做着家务，要到市场买菜或到左邻右舍去串门，就用这辆小车推着他；小妹每天给儿子在小车里喂奶喂饭，有时推着他上街逛公园。大儿子的再次到来，给妈妈妹妹等家人增添了不少辛苦劳累，也加深了祖孙情，姨甥亲，至今难以忘怀。

小儿出生不久，1970年我们单位全员随建材部集体下放到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正在哺乳的我也要去干校劳动，万般无奈，我不得不把才半岁的小儿子又送回西安，事先请妈妈给找个保姆全托。保姆李阿姨家境贫寒，靠30元的保姆费维持一家生计，我的儿子也和他们一起过着清苦的生活，以至营养不足，幼时瘦弱多病。保姆家离妈妈家不远，小儿常被亲人接回妈妈家，在那里，两个儿子可共享那辆童车，再加上姐姐的二儿子，四妹的女儿等五六个孩子。一到家，几个孩子围着这辆童车，你上我下，你争我抢，吵吵闹闹，欢欢嘻嘻，给家里带来烦乱，也带来热闹。

我的两个儿子和姐妹的几个孩子，慢慢长大，童车一时用不上了。不久，我在延安工作的大妹的大儿子将要出生，想用这辆童车。大妹夫妇大学毕业后，先分配到东北一个小县，因思念家乡，辗转调到了陕北延安。延安虽为“革命圣地”，但那些年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人民生活依然贫苦，他们的日子也一样艰辛。一听说她需用这辆童车，妈妈就赶快托人运到延安。这辆童车经过从北京到西安的火车运移，几年来又经多个孩子的使用，再加上这次的长途颠簸，到了延安，已有些破损，站立不稳。怕摔坏孩子，我的妹夫就自己动手修复。妹夫是一位典型的“理工男”，心灵手巧，硬是自己把车子的轴和轮子给换成新的，把折损的手把，打上铆钉捆扎得仔仔细细，光光溜溜，既结实又好看，一点也不比新的逊色，延安的同事们还都羡慕他家有这样一辆轻巧的童车呢。修复好的童车，陪伴我的外甥在延安度过了婴孩时光，经历了一段延安的艰苦岁月。

而后，姐姐的小儿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大妹又把童车送回到西安。小外甥坐在童车里稳稳当当，推到外面去上上下下，车子依然结结实实，轻快自如。再后来弟弟和小妹，隔半年先后有了独生女儿，虽视千金女儿如宝贝，但他们也都没有嫌弃这辆旧童车，两个孩子都争着用这辆车。小妹至今还保存着她女儿坐着和站在这个童车里的两张照片。后来，侄女给我说她小时在家里也坐过这辆童车，现在想起，总感到很亲切。

一大家儿甥辈们一天天长大，会走路了，到处跑了，上幼儿园了，我的两个儿子也因我从干校返京工作，先后回到了北京家中。那辆服役完了的童车，只好悠闲地躺在房子的一角。有一天外甥的老保姆“胖婶”来家，看到这辆小童车，说要借用。原来她不做保姆后，家庭生活拮据，利用家里一点窄窄的门面，做起了小生意，卖点香烟火柴等日常零用品，补贴家用。她要推着这辆小车去提货，送货，说是轻便、安稳。有一年我回西安去看她，还看到她用这童车摆摊在卖货。再后来听家里人说，“胖婶”走了，那辆童车也物尽其用，无私奉献，全身告退了。

说起这辆小童车的游历故事，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它陪伴了我家八九个晚辈的婴幼年，见证了几代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境况。我一想起它，就感慨万千，可惜现在北京的街头再也见不到这种老物件了。如今，面对街上公园满眼漂亮讲究的各式童车和孙辈们名目繁多的童车，我特别想念那辆朴实可爱、结实实用的小童车，珍视它所留存的孩子们的童年记忆和凝结的几代人的亲情。

文/张阿莹
编辑/郭永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