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航北门往南约200米处，有一座灰白色的小楼，其名“思源楼”。楼里有好几个单位办公。最忙的，最让人注意的就是“北航离退休工作处”，它在一楼的东侧。“离退休工作处”（以后，简称“离”）的一大特点就是：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耐心。不管什么人有事去找他们，他们都尽可能的帮助你解忧排难。
因为“离”在思源楼里，人们有事就习惯的说：找“思源楼”去。因此“思源楼”就成了“北航离退休工作处”的代名词。说“离”有人不知道，一说：“思源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的父母都是北航的老教职工，如今都已离休（父已去世），我也是从小在北航长大的，对北航有很深的感情。
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老同志（和我父母一同工作的人）中，他们对“离”的工作，都有特别的敬佩和感谢。对“离”的工作人员的辛苦，那是人人皆知，有目共睹的。
以前我不太了解“离”。可是从我父亲有病以后，我到北航来照顾他，开始与“离”交往。从此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时父亲需要看中医，因为从北医三院出院后，西药对他的病已不太起作用了。对我们来说，三院的中医又不太理想，没有专业的中医好。同时对我父亲来说，他的生存时间已经不多了，明显的治疗效果就是救命。如果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对我们做儿女的来说，就是后悔莫及。
难题是定点医院不能随便改动。这就牵扯到了医药费报销问题。当时我和我弟弟的想法是，钱吗不考虑，只要我父亲能转危为安，就自费治疗。
我父亲在三院住院期间，吴平平到三院看望过我父亲，出院后也到家里来看望，还总问有什么困难没有。当她知道上述这个问题时，就说：病已经到了此程度了，还是要让父亲高高兴兴的离世，咱们大家都想办法，看看这个困难能否解决，别因为此事让病人心里添堵。我回处里去商量商量。没几天她就告诉我：小张，你先把药单子给我吧，已经有办法了。我知道“离”是想我所想，急我所急，把我的困难当成了自家的事。心里特别的感谢。我含着眼泪送她走出我的家门。
至此，我父亲的生命又维持了半年的时间。这宝贵的半年时间啊，那怕多活一分钟，对我们家人来说，都是莫大的幸福。病重期间，父亲一直说：“离”真像咱们老职工的家一样。有了这个家咱们离退休人员的脊梁就更硬气了。
我和我弟弟是这样想的。父亲能多活半年，是因为有“离”的关心、鼓励、说服，多次的看望，解决思想上的悲观情绪，解决实际治疗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等，是分不开的。他们为我家解决困难的辛苦和伤脑筋，我是想不到和体会不到的。他们这样默默奉献，难和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党的温暖，通过他们传达到了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再有一次，我母亲突然晕倒在马路边。我还不知道。有人来家里通知我。我赶快跑到事发处，看到“离”的人已经到位了。马岐正在打电话找救护车，小霍也在张罗找人来抬。当时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全靠“离”的同志们前前后后的忙着，我倒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好了。车来了以后，马岐、小霍、还有李鸿耀处长一齐去了北医三院，去急诊室抢救。到了医院更是“东南西北”、“上下左右”的忙，什么心电图，什么抽血、尿检，什么B超，量血压。一会穿衣服，一会脱衣服，借床，借被子，交押金，取化验结果……忙的一沓糊涂。我跟小霍说，看来，来多少人都不够用。要是我一个人来非分尸不可。马岐因为有别的事要回单位，走前他又给我弟弟打了电话，通知他来医院。
做B超时，出现了麻烦。我母亲心脏装有起博器，做B超前要先检查起博器。之前要先告之起博器的型号、产地。在这种突发事情前，我已经急的什么似的。根本就记不清这种起博器的信息了。我说好像是德国产的（后来大夫说是法国产的），双枪的，别的就想不起来了。我的回答保证不合格。情况不详，就要找给我母亲装起博器的大夫来证实才行。装起博器的葛大夫我认识，是心血管内科的。我又赶忙上楼去找她。结果人家今天不在门诊，在住院部手术室那边。这可怎么办，叫我束手无策。我在心内科门诊区那块发愁，带转悠，想怎么能找到葛大夫，如果找不到怎么办。正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我看到了吴平平，她没有看到我。我赶快叫住了她说明发生的情况，她听完也愣住了。她当时正忙着为一个病号解决问题。她想了想说：你先回去，我完事后就去急诊室找你们。我赶快下楼，并告诉了小霍和李处长，他俩都说这就好了，平平会有办法的。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葛大夫哪是那么好找的！挂她的门诊号都得早上五点钟去排队，别看这么早，兴许能不能挂上，还两说呢？
半个多小时后，吴平平下来了，她说赶快去三楼起博器检查室，她和葛大夫联系上了，正在那儿等候。谢天谢地。这一关总算过去了。我心里暗想今天我怎么这么有运气，“天上掉下个吴平平”，这有点戏剧性。但这是真事，不信可问小霍，我绝不说慌。
检查完了，平平说有事要先回单位。我对她一个劲的说谢谢。她说，谢什么，不是叫我赶上了嘛。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让我心里暖洋洋的。
就这样，忙到了中午一点多钟，我母亲总算进了看护室，打上了吊瓶。我和弟弟商量，请小霍和李处长吃点简单的午餐再回单位，他俩说什么也不肯。他俩走后，我和弟弟心里很过意不去。忙了一上午，水没喝一口，饭没吃一口就让他俩这样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弟弟说，北航的“离”真好，要不是有他们的大力帮助，老太太不知要遭多大的罪啊！？
“离”的工作包罗万象，五花八门。很多看来不大的事儿，也找上门来。在他们看来，“离”就是靠山，只要找到他们，什么事都能处理、解决。要不说，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是“老小孩”呢。“离”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有时复杂的问题。我看好解决，可以交给上级领导处理。但有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比西瓜小，比芝麻大的事，处理起来就很难，没有耐心，没有技巧，还真说服不了这些大学里的“文化老人”。不管你怎么说，他都认为自己有理，非要告状不可，就拿王洪星先生来说吧，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例子。那次我陪他去三院检查眼睛，挂了专家号。诊病时，专家二话没说，开了四五个单子，先去用仪器检查，然后再发落，三天后结果出来，再去看专家，专家说要做手术，我专心请教专家，手术后效果如何？回答是：有人欢乐，有人愁，可能比现在的视力好，也可能不如现在的视力。回来后，我们做手术的准备工作：是先做一只眼，还是两只眼一同做？因为王老先生此时已96岁，儿女在国外，我有顾虑，怕担责任。我就给他儿子打了电话，说明了现在的情况。他儿子说先别做，他到美国医院去咨询一下，等回音。第二天电话来了，说不做。一是此技术已落后了。二是此手术对湿性的“眼底黄斑病变”有效，对干性的眼底病变一点作用都没有。而我们正好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听到这个结果，王先生立有人权被欺骗的伤害，脾气一下子就爆炸了。非要去三院找院长“打官司”，上北京市卫生局告状，非要那位眼科专家“接受再教育”不可。“离”的刘书记、白书记、郝书记都和他谈话，做思想工作，还专门到家里来做了几次思想工作。可是左说，右说，开导来，开导去，都做不通他的思想工作。我是一直从头到尾看着这件事的解决经过。真佩服“离”的耐心、细心、分析。一遍一遍的说，解释。最后王老被他们的认真、客观、理智的态度所感动决定不告状了。
说真的，此件事对“离”来说，管不管都可以。管必然是自找苦吃。面对王老先生这样的人来说，他德高望众，又是元首级的老资格。作为我们后生来说，深说不是，浅说没用，论讲道理咱们不如他，他有的是理。通过这件事，对我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我就想“离”的工作真不简单，能力强的人不愿意干，没有能力的人又干不了。难啊！真难为你们了。
你们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你们的辛苦是叫我们感动的。一年又一年。工作人员虽然有变动，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心，温暖着离退休的每一个人。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你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在辛勤工作的同时，也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只要你们身体健康，我们就更放心、更踏实了。
（文/张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