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5年12月出生在浙江宁江县一个缺吃少穿极为贫困的家庭。怎样摆脱困境？去那里找出路？也听说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的，但不知何处找寻。为了生存只好到大城市（上海）找机会，终于在1946年进了协兴毛纺厂当工人，厂里提供了食宿，虽然条件差，但我很满足，好像到了天堂。

 很幸运在厂里我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员高群瑶同志。在他的启发下我学了文化。在思想上使我初步懂得了穷人要翻身，必须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也逐渐懂得了革命不能只为自己，要有宽广的胸怀，崇高的理想，要为广大的劳苦大众而奋斗。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对革命同志的残害，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当时我虽懂的革命道理不多，但在党的不断教育下使我思想豁然开朗，心里亮堂了。我找到了亲人，从此工作有了方向。在对敌斗争中勇气倍增，只要党交给我的任务都能积极完成。如：深夜出去与敌人周旋，张贴传单。有一次被巡逻发现，我们迅速将传单藏于树丛中跑回厂里了，否则抓到警备司令部必死无疑。高同志问我“你怕不怕死？”我说“我从小受苦，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工人大众死也值得。”后来听说国民党的黑名单里有我的名字。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一年多的生死考验，我于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我更加热爱党，决心跟党走，永不变心。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口号下，疯狂残害共产党人。当时上海热电厂工人党员王孝和同志被捕，我们地下党人出钱、出力多方营救未果。我们只能怀着仇恨含着热泪，眼睁睁的看着敌人将他五花大绑从南京路上拉到刑场。王孝和烈士英勇就义，赴刑场的感人事迹，在我思想上深深打上了共产党员的烙印，当共产党员就要不怕死，要有牺牲精神。  

 敌人的残害没能使我们退缩，反而增强了革命斗志。为了保卫大上海方便解放军进城，地下党做了大量细致工作，将上海厂矿、机关、学校的地理位置、距离都绘制了地图，这些距离都是地下党员悄悄用脚一步一步量出来的。  

 为防止国民党撤退时搞破坏，我们组织了护厂队，我也背起了枪，在厂区通宵巡逻。  

 知道上海即将解放了，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1949年5月27日早晨，我一打开房门，门前都是睡着的解放军战士。我又惊又喜，战士都睡在外边，不惊动老百姓。我请他们进房间，他们都谢绝了。我想告诉他们，我是共产党员，他们应该能接受。但我立刻想到了地下党有纪律，不能公开。我第一次见到亲人解放军，心里深深打上了解放军烙印，决心参加解放军。上海解放后，我提出了申请，经组织批准，我参加 了解放军南下工作队，随部队南下。我所在的支队由十个女同志组成。我任支部宣传委员。我们从南京出发坐闷罐车到了长沙，目的地是重庆，无车可坐。只能步行。当时重庆未解放，我们跟在解放军后面，他们前面打，我们后面跟。一路上供应困难，更是缺医少药。脚上打了泡，只能放放水，溃烂无药可医。临行时上级每人发了三斤棉花御寒，而我们大部分都用在脚上了。有一次走到白马山刚打完仗，山上都是死人，我们就在死人堆里宿营。国民党、土匪非常残忍，行军中当女战士解手时，他们把人抓去，把石头捆在身上沉入江中，有的同志就因此牺牲了。  

 经过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时两个多月，行程7000公里，一路艰辛的到了重庆。我所在的支队出发时十个人，到终点时包括我只剩下3人，其余的人有的牺牲了，有的掉队了，这次组织上给我评了四等功。  

 到重庆后我被分配在市总工会组织部，我担任副组长。带领十几个人去接受了三个厂（电力厂、棉纺厂、兵工厂）。后来参加了镇反运动。查出一个坏人，被处决了，还搜出很多枪支弹药。后又到重庆市委工业部下厂工作组工作。回工会参加了整风运动后，又被借调到市委五人小组担任总收发保管机密文件、审查档案。五人小组解散后又回到工会做下厂工作。组织为了培养我送我去了速成中学学习。1969年随爱人调入北航至1984年离休。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改变了我的人生，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娃成长为一名党的干部，还能为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都 是党给我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现在我虽90高龄，不能为党多做工作，但我对党的信念不改，对党员的标准不降，对实现中国梦的关心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