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12年3月的美国报纸《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了经济评论家埃杜多•波特（Eduardo Porter）的文章，标题是：收入不平等挖民主的墙角（Inequality Undermines Democracy），主要是说收入差距的严重扩大，将产生政治的两级分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有钱人与没有钱人之间的政治体系产生分裂，民主的政治制度就将遭到破坏。这是危言耸听吗？显然不是。那么，究竟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号称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美国怎么会发生收入差距挖掘墙角的事呢？这是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应该说，美国人从来没有太关心他们收入的差距。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的贫富之差一直比其他发达国家大得多，而且这种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但民意测验表明，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们相比，大多数美国人却并不关心收入差距。根据去年11月美国盖洛普（Gallup Poll）民意测验，只有17%的美国人认为要求政府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财富的不平等是特别重要的事；而其他80%的人关心的是如何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政策的制定者也很少关注国民的收入差距；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竞选也很少拿缩小收入差距来说事。收入不平等并不是选民予以最优先考虑的事。即使最近30多年来，贫富的收入差距已经急剧增大，但美国政府没有做任何努力来抑制这个趋向。
有资料显示，最近30年来，占美国人口总数1/5的最贫困穷人中的4/5，比30年前他们父母挣的钱只是略微多一点，而其余1/5的人还不如30年前，他们只能享受救济。经济学家预计，这些处于最底层家庭的10个小孩中有4个孩子将因为缺乏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不可能致富。从致富的机会来说，从1993到2010年的八年里，1%的最富的美国人的收入增加了58%；而其余99%的美国人只有6.4%的微小增加。完全没有理由来设想这个趋势会在近期内向相反的方向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国际化，在企业高管们和金融家们获得高额回报不断增加的同时，普通的美国人和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的美国工人，他们的工资收入每况愈下。在金融危机的大衰退期间，由于股票价格骤然跌落，富人的有价证券收入缩水，使得贫富收入的差距短暂地变窄。但是在2010年，经济刚开始略有恢复的第一年，1%的上层美国人又赢得了93%的收入盈利。在这种情势下，低收入的美国人丧失了在力所能及中获得成功的信心，于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便终于爆发了。实际上，这个运动就是低收入的美国人向那些操纵着美国经济命脉乃至政策走向的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开始宣战。这表明，对扩大的收入差距，美国人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自从占领华尔街和类似的运动突显出富人和普通美国人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以来，于是，不平等已经成为决定性的话题。奥巴马总统在去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不得不承认：“机会的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已经缩小。”既然，中产阶级已经缩小，当然就意味着两极分化在加剧。只是奥巴马总统不愿意这样说而已。
然而，早些时候，有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在为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行辩护。他们说：收入不平等看起来并不那么可怕，不平等不是社会真正的不幸。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斯卡特 • 文士普（Scott Winship）近来还说：“问题在于穷人和中产阶级拥有多少机会？”“迄今为止还没有强烈的证据证明不平等对普通人的生活有消极的影响，所以，我不能接受这种不幸论。”但是，文士普并没有正面回答一个问题：在经济相对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政府对收入不平等无所作为的情况下，美国穷人们的机会在哪里？他们缺乏就业的机会，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对他们的生活难道没有造成消极影响吗？正如埃杜多•波特所说的：不平等本身阻塞了美国穷人们对过好日子的期望。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却进一步争辩说：在过去很多美国人已经接受了收入的不平等，是因为有一个信念：没有收入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就不复存在。只要企业家投资，工人就可以改进技术以改善他们的命运。如果政府对富人苛以重税来帮助穷人，这就可能破坏资本主义的刺激性并阻碍经济增长。而惟有经济增长是使大家获得收益的。他们说：美国人很少有要富人部分地给予穷人钱财的愿望，因为有一个信念：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体面地获得繁荣昌盛的可能。他们还说：在过去30多年里出现的美国相对快的经济增长，支持了美国人的这个信念。对收入进行平均主义分配的经济，例如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经济，他们的经济增长远远赶不上美国增长的快，所以，容许市场毫无阻碍地发挥其功能被认为是最佳的动力。由此可见，这些辩护士们的理论还在给日益增长的收入差距推波助澜。他们回避了一个问题：经济快速增长了，但收入差距却剧烈扩大了，这对穷人们来说有什么好处？。
今年2012年1月，针对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奥巴马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艾伦•克鲁杰（Alan Krueger），提出了一个随机应变的观点。他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宁愿称之为收入的“分散性”（dispersion），而不叫“不平等”，以去除其负面的涵义。而到了2003年，“收入分散性在诸多方面的增加，已经达到如此之高，我现在认为称之为不平等是一个更合适的述语。”。他说：这是“好事过头成为坏事”（Too much of a good thing）。于是他提出：“社会必须打破不平等的利润刺激效应与平等的有害福利增长效应之间的平衡。”这种观点似乎很客观，但是，究竟如何打破这个平衡，他并没有提出具体办法。
然而，埃杜多•波特认为：大的收入差距好像打开了另一个社会缺口，使得那些最下层阶梯的人获得成功更加困难。而这种情况确实正在美国出现，由于财富、能力和经验的大裂口，一个小范围的精英正从社会其他人群中剥离出来。大学学费的急剧上涨，正在使低收入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发展越来越困难，加剧了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也刺激了地区性的分离——推动了富人住宅区与穷人住宅区的进一步分割。越来越多的新郎和新娘寻找收入和教育水平相近的伴侣，低教育人群中的婚姻变得越来越多，这可能导致人口智力结构的衰退。一个不断增长的收入差距，就牢固地树立起了长期的不平等，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就将育孕出一个裂口。有人研究发现，在例如像瑞典和丹麦等教育方面公共花费比较高的国家，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同，参与政治活动的水平跟他们收入的水平一样，几乎很平等。但是在例如像英国和美国这样一些在教育方面公共花费比较低的国家，富人参与政治活动比穷人多。于是，富豪们能够利用政治制度来降低或者阻止其他穷人们的发展和提升。埃杜多•波特说：如果到了这一天，“那么美国就将变成一个在自由民主漂亮外衣之下的世袭的富豪垄断集团（a hereditary plutocracy under the trappings of liberal democracy）的国家”。但愿埃杜多•波特的警告能够引起人们的关切。
（文/周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