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我生于原江苏省省嘉定县（后划归上海）唐行镇附近王家宅一户世代贫农的家庭。三间草房靠租用地主的三亩薄地和父母为地主、富农当长工，做短工维持一家五口人衣不遮体、食不鼓腹的苦日子。1936年因天灾交不起地租，姓项的地主上门逼债要收回租地。地是农民的命根，地主收回了地，来年无以为生。祖父在我周岁生日吃过一碗面条后便上吊自杀。封建剥削的残酷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灭的伤痕。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华北，向上海进攻，开始“八·一三”淞沪抗战。当年有一股日军从浏河登陆向娄塘龚来，乡亲们纷纷南逃，当天我父母在外打工，伯父在家，他抱起两岁的我也向南逃跑，但因为负重跑得慢，被日军追上了，一名鬼子拔出刺刀要杀我们，我被吓得大哭，伯父也请求鬼子饶命，那个日军算有点人性，放过了我们。而其他几个乡亲被日军追上了，便在八字桥被杀，我算是死里逃生。但从此开始了八年亡国奴的生活，日寇的烧、杀、抢、奸历历在目，永世不忘。可见只有民富国强才能不受屈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爱国主义由此而生。
我家祖辈因贫穷无一人上过学，我从六七岁开始也帮助父母干农活、搞家务，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改变命运，直到1944年我九岁时母亲决定让我到庵桥初等小学读书。学校离家有三、四里地远，中午回家吃饭，一天要走四个来回。我没有书包，只用一个口袋。没有雨伞，下雨时只能戴个斗笠。没有雨鞋，路滑时只能穿草鞋。有时交不起学费，母亲让我抱几棵白菜，挑一些柴禾交给老师当学费，可想当时生活之艰难。但为了读书，我都能忍受。吃不了苦，读不了书。
庵桥小学紧挨着一座寺庙叫永庆庵，条件极差，四个年级只有两个教室，无法分班上课，只能两个年级的合在一个教室，教师讲完了一个年级的课，便让这个年级的学生做课堂作业，再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美术、音乐、体育都没有。老师在庙堂的一个角落里办公，教学的原始，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校长陆声勛是远近闻名的严师，上课时戒尺不离身，有不完成作业的、回答不出问题的、课堂纪律不好的都要打手心。但他打得公平，他的儿子陆永根和我同班，是一位差生，挨打的次数最多，也打得最重，老师体罚学生无恶意，只是恨铁不成钢。全班几乎都挨过他的戒尺，但我算是一个例外，没有挨过打手心，在年级里我的成绩是最好的，纪律也好，考试年年第一，奖状贴满了墙。
还有一件事，陆校长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是1948年淮海战役已经开始了，长江以北即将解放，此时国民党要求陆校长当庵桥乡的乡长，但他不干，国民党再三催促，他便离开了庵桥小学到浏河一所小学任教，宁可离乡背井，也不当国民党的活走狗、丧家犬。嘉定解放后，他又重回庵桥小学当校长。可见他多么英明、正气。
当时教室里挂着国父孙中山像和他的遗嘱，每逢周一上第一节课时，全班学生都要起立，朗读总理的遗嘱，现在全文已经忘记，但其中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他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彻底革命精神至今仍有警示作用。
有一位语文老师叫朱荣，他从我们四年级上学期开始，每次上完课留出一刻钟的时间给我们讲朱元璋起义的故事，从朱元璋当放牛娃开始讲到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引得大家兴趣极浓。故事中的刘伯温、徐达、常遇春、胡大海成了我心中值得学习的英雄。他还给我们讲过1948年淮海战役的情况，使我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印象极其深刻。
我对学习充满了兴趣，初小快要毕业了，对前途也抱有希望，但在国民党时代，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1949年春节刚过，那时我已读完小学四年级的上学期，刚过十三岁因贫困无力支付学费，母亲出于无奈叫我停学托人介绍到上海一家小商店当童工。尽管我不愿意放弃学业寄人篱下，但毕竟我是一个消费者，是家庭的一个负担，我只好含泪告别父母，告别学友来到上海，离初小毕业只差一个学期。当童工一天到晚帮助老板带孩子、扫地、擦门窗、擦柜台、摘菜、烧火、端饭端菜。我总是第一个起，最后一个睡。睡的是地板，吃的是剩饭、剩菜，这种生活真像奴隶、牛马。它使我体会到了人间沧桑。
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上海形势十分紧张，老板为了丢包袱，叫我回家，结束了三个多月的童工生活，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5月13日一声炮响，嘉定解放了，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也过了几个月欢天喜地的日子，共产党是恩人，毛主席是救星，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呼声，我向父母提出要重回求学之路。这时，庵桥小学改名为永庆小学，由小升格为高小。校长又是陆声勋，由于初小四年级下学期停学半年，我向陆校提出插班上五年级，因为他知道我很聪明，所以同意了，不让我当学生会主席。这真是“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由于道路的坎坷，所以我更珍惜这一机会，学习成绩仍然不错。有一次老师还指定我作为永庆小学的代表到柏家桥心小学参加过一次演讲比赛。
此时，学校没有扩建，而年级和人数增加了，老师和课程也增加了，只得把高年级搬到庙宇的殿堂里上课。老师在讲课，如来佛好像在监视我们，回想起来真是别有风味。
1950年我高小毕业了，又面临升中学的问题。当年进行了土改，我家分到了地和房，生活条件有了改善，继续上学有了经济上的保障，我也不甘心到此为止。当时娄塘中光中学离家有六七里，算是近的。但陆校长几次让我报考安亭师范，他的理由是我各课成绩和口才都好。他又认识安师校长，毕业后便可当一名小学教师。他的良苦用心我是领会的，但安师离家远，必须住读，家庭负担不起。而中光中学离家近可以走读，所以最后我只好报考中光中学，辜负了陆校长的一片好心。
回忆小学的六年，求学道路艰难，学习条件差，生活水平苦，但有着像陆校长和朱荣老师对我的启蒙和关爱，我的心情是好的。真是“一日从师，终生为父”，我用刻苦学习报答老师。
1950年我考取了中光中学。回想考试的那一天，真有些紧张。考场里满堂都是来自四方的生面孔，监考老师不停的盯着考生，真像考状元。考完后我觉得题目较难，对能否录取没有十分的把握。发榜那一天，我早早的来到学校看到榜上有我，一块石头落了地，就像古人说的“金榜题名时”一样高兴。在当时一个中学生相当于秀才，一个贫穷的家庭里出了一个秀才，全家都十分高兴，邻里也交口称赞。
中光中学我早闻其名，但以前我从没有来过，对它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来到中光后才看到它是一座二层楼。在当时的娄塘是层次最高面积最大校园最美的建筑。为此我感到自豪。中光中学原来是乡村教育家、在嘉定娄塘一带颇有名气的潘指行所建的一所私立中学。解放后改为公办，由其儿子潘世和任校长，元老梅休任教导主任，杨鸿照任总务主任。在这里我渡过了难忘的初中三年。校长潘世和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活动，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上海的地下党员。鲁迅逝世后，送葬的队伍中有一幅四个人平铺拉开的“民族魂”，其中有一位是潘校长。他的夫人王祖禧也是我们的老师。潘校长除主持校务外，给我们讲政治理论和生理卫生。这是他的特长，他待人亲切和蔼，对我们如同儿女，他讲课深入浅出，口才和效果俱佳。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在教师和同学中很有威望。“文革”后他的冤案平了反，他的夫人两次来北京，都由我安排食、住、行，受到中光同学的热烈欢迎，并合影留念。我每次回家都要到他家看望。他的抗日反蒋立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和爱国情怀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初二时我就加入了青年团，他对我政治上的进步起着推动作用。1953年初中毕业后他又推荐我来北京航空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
不幸的是他八十多岁后双目几乎失明，后因病去世。当他的夫人王老师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顿时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劝慰了她，表达了我对潘校长的深切悼念。我们是师生，但从感情上说，我好像失去了一位亲人。追悼会那天，我托弟弟王春明代表我送了花圈，并向潘校长遗体告别。潘校长离我而去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问心无愧，瞑目在天。直到现在我和王祖禧老师仍保持着联系，每逢重要节日我都打电话给她。她总是亲切的叫我春熙，一声祝福，一句问候，表达了我的心意。中光校庆五十周年我特地回去参加庆典。
教导主任梅休老师是一位能干的教学管理者。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人一种威严之感，但讲起他教的历史地理课却生动有趣，我听得津津有味。从此我对史地有浓厚兴趣，与梅老师的教学不无关系。在初中的三年中，我的课堂纪律好，没有受过批评。但有一次下课后，我在楼道里与一位同学大声笑闹，被梅老师发现了，他走到我们面前严肃的说：“你们已经是中学生了，还这么不懂事，大声吵闹，以后不许这样。”我被他批评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这正是一言千金。从此我铭记在心，直到现在公众场合我都不会大声说笑。
梅老师是娄塘镇上有名的书法家，镇上的一些重要牌匾都是他的手迹。就连解放后在镇上新盖的最华丽建筑叫《人民娱乐场》的馆名也是他题写的。他的笔法自成一体，看不出一点模仿，我对此极为欣赏。
黄福炳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教的是物理、化学、几何。他口才好，教学有方。深得同学的爱戴，他对待同学亲切、和蔼，师生之情非同一般。但他亲中有严、管中有理。有一次他正在讲课，发现班上有一个同学不守纪律，影响大家听课，他几次耐心的指名那个同学要遵守课堂纪律，但那个同学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听黄老师的教导，课堂秩序开始乱了，课也讲不下去了。黄老师急了，他对那个同学说：“你不听我的话，你今天就走。我管不了你，我明天就走。”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个违纪的同学终于承认了错误，教室里恢复了平静。黄老师接着也把课讲完了。这是三年中我看到的唯一的一次黄老师生气。我认为老师批评学生是为了你好。我们对老师应该敬重。
三十多年前有一次黄老师出差来北京。得到消息后，我们中光的几个同学马上去旅馆看望他，并请他来北航吃了一顿饭，那心情真象“他乡遇故知”。
陈薰三老师教的是语文。他是中光中学教师中最年长者，他学识深厚、经验丰富、备课认真、效果很好、仪表温文尔雅，很有风采。所以受到师生们的格外尊敬。他讲起课来思路清晰、不快不慢，间掌握得很准，下课铃响，正好一节课讲完。真令人钦佩。他讲课围绕主题，句句真切，没有废话。是我最爱听的课之一。他讲课时同学们都听得很认真，生怕听错、听漏。偶尔有个别同学不专心，他看到后便停止讲课，把目光投向那个违记的同学，那个同学觉得不好意思立即改正。基本上不影响上课。这真是“此地无声，胜有声”。这是他的诀窍，也是一种威信。陈老师教了我们三年，后来我对文学感兴趣，受他的影响是原因之一。
还有其他老师如朱钟煌、王祖禧、俞毓彪、印茂仁等也都是辛勤的园丁，他们用心血培育了我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神圣的职业，我之所以有后来的良好业绩和中学阶段开始树立的正确人生观分不开的。特别是我对文学、史地的爱好，以致工作后选读中央电视大学中文系，除天赋之外，归于中学的培养和老师的影响。
初中三年间，政治上有一件大事需要回忆，那就是1950年发生的朝鲜战争。1950年6月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打进南朝鲜，目的是实现朝鲜南北统一，建立社会主义。开始旗开得胜，节节胜利。当时班主任天天给我们读报，介绍战争形势和胜利消息。教学楼的门厅里挂着一幅南朝鲜的大地图。每解放一个南朝鲜城市便插上一面小红旗，没有多久红旗插到釜山了，李承晚军队眼看快被赶下大海，但不久形势突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仁川登陆，把人民军拦腰切断，留在南方的人民军全部覆灭，帝还不罢休,顺势向北进攻，占领了平壤，直打到鸭绿江边，中国东北面临危急，中国组成了以彭德怀为司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经过五次战役，朝鲜又重新解放。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牺牲了。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受教育最多、最深的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当时参军的青年很多，他们都是自愿的，是出于对党和祖国的热爱。我们曾多次到娄塘镇南口欢送他们。当时我也想过参军，但由于年龄小不够格。有一次某军校到中光来招生，我要报名，但父母怕我年纪小上战场，没有同意。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了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
1953年我初中毕业了，但求学心愿不灭，按理应考县里的高中，但我左思右想，舍近求远去报考苏州银行学校，原因很简单，我十七岁了，如能考上银校三年毕业后即可工作，拿工资，报答父母，帮助家庭。可惜事与愿违，考试落榜，我立即陷入痛苦、迷茫焦虑之中，不知路在何方。九月下旬，接到中光老师通知叫我马上去学校，我眼前一亮，也许有好事。结果真是这样。原来第二机械工业部（国防工业）所属北京航空学院（国防高校）到淞江地区招人，条件是比较严格的。潘校长推荐我去，我毫不犹疑立刻报名，十月一日便乘车离家北上十月二日到达首都，进了北航工作，但我的求学之路又出现了断裂。
使我意外的是我们同来的70多人，大部分到实验室或教研室，只有六、七个人分到了机关，尤其是我还被分配到学校的首脑部门、院长身边的院部办公室做文秘工作。这和我的爱好和长项非常吻合。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机遇，眼前充满了阳光。搞文秘工作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工作的压力又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北航有图书馆，业余时间我几乎每天到图书馆看书、借书。在宿舍里书不离手。几年后，北航开办了职工业余学校又一次给了我学习的机会，我加入了高中文科班。学过的课目有语文、物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苏共党史。讲课老师是本校的大学老师，有时还聘请社会上的著名学者如胡华、艾思奇、潘梓年等。上课时间都是利用周日和晚上。领导上对我们很注意培养，有时工作时间也可以请假。当时工作学习的负担很重，但我挑起来了，三四年后高中课程学完了。我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提高了。
这时领导上对我很器重，凡以院部名义下发的文件、通知一般都由我起草，凡各部、处上报的文件都要经过我修改后才能打印。我还负责院务会议、院长办公会的记录。责任重于泰山。为了工作的需要，我追求完美，决心继续深造。1961年教育部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中央电视大学，校长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经领导同意我申报了中文系。全班有三十来人，我当了班长。上课、作业、复习、考试都利用晚上和假日。考试是学完一门，考试一门，共六门课。全部通过了可拿到毕业证。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我门门通过。1965年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完成了我的一大心愿。可惜在“文革”中吴晗因写了《海瑞罢官》被打倒，但他刚直不屈、用自杀进行抗争，我也被批为厚古薄今，是吴晗的黑弟子。“文革”后他的冤案平反了，但他已乘白鹤去，不见了人影。多么可悲啊！
回忆我的求学之路很不平坦。但每到转折关头，机遇也随之而来，这就是人生。正像国学大师季羡林说的：成功=才智+勤奋+机遇。鲁迅说过：天才=聪明+勤奋。我并不是天才，但勤奋好学却是我至今还在保持的习惯。兴趣可以决定成败。我用古代名人说过的话作为结束语。
一． 不能则学，不懂则问。三人行必有我师。
二．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
三．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文/王春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