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以国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国有制体系，能让政府投资很容易，确实能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投资能力非常高，大型的建设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工业基地，都很容易建成。所以国家对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
但国有制有其副作用，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以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把发展与建设划上等号；把经济建设与投资、生产能力的扩大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国有制有违经济发展目的：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不只是要建设很多工厂和楼房，扩大产能，进行更多的投资；而更多的是围绕人民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尤其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总之，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的终极幸福。
国有制经济，抑制了民间消费的增长。在国有和化前的1952年民间消费占GDP的69%，可到1978年只占45%。1993年占42%,到2009年只占35%，所以看到在50多年里，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再看政府开支，1952年是占GDP16%，可到2009年占GDP的30%。
（1）改革国企
首先要从废除国企特权开始，将他们变成平等的市场主体。如要求国企按照市场价格缴纳地租和资源税、取消审批特权、取消国企优先和优惠地获得贷款的特权、停止政府补贴、百分之百缴纳利润、废除垄断权，让民企和国企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进行竞争。
其次要求国企逐渐从所有营利性领域完全退出，比如房地产行业，国企就不应该进入。
（2）进行民有化改革
到2006年底，国有资产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的金融资产到2005年底时21万亿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3倍，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较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
如何进行民有化改革?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提出:把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其中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4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制”具体落入到每个公民身上。
在31个省市再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市的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执行，如可按6:4或7:3比例分。当然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多份自由交易。
（3）国企的公益性追求
国有资本是我们大家的，是要为全民所用的，因此，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追求的应是公益性。现在我们的国有资本的公益性缺少，收租分红的比例太低。比如，我们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缺少大量资金，但是从2011—2012年的情况看，相当一部分国有资本投入到商品住房里去了。这对单个国企来说利润是增加了，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讲，拉大了房地产价格，使得老百姓改善性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的释放。收租分红的比例又太低，平均起来还不到10%。
怎么加大国企的公益性，迟福林的意见是：第一步，把经营性国有资本和公益性国有资本公开，把20%到30%的国有资本纳入公益性，如保障性住房、教育投资。这些利润很低，但对拉动全民消费起特殊作用。第二，逐步增大国有资本的公益性比重，在一段时间内达到50%左右的国有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第三，提高收租分红比例，用一段时间，国企达到20%--25%，我们的社会保障基金，特别是养老金就有保障了，达到全民共享了。这样国企的公益性就成为走向消费主导的保障了。这对人民有利，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
（4）改革国企的核心是：政企分开
改 革国企最核心的问题是政资、政企分开，亦即资产的资本化、企业的市场化。政府不再直接管企业，不再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微观事务之中，一切都要按市场规律办 事，按市场规则运行，而不是由政府来干预，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行。所以，在改革国企的问题上政府首先要回答的是愿不愿意放权，愿不愿意将本属于市场和企业的 权力交还回去，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让企业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
事实上，这些年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理顺，政府任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企业进行管控。企业在投资、分配等方面，董事会作出的决议，尚不能算数，还要由国资委或相关职能部门来审批，即董事会岂不成了摆设？
改 革国企能否到位，能否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实现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将各项配套改革与改革国企同步推进，如行政审批制度、项目审查制 度、金融财政制度等。只有这些改革能够基本到位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才有可能真正确立，才能可能让市场来说话、让资本来表达意见，让企业自主决定企业的 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等。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算国有资本不控股，最终也还是政府说了算，企业仍然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相反，其他方面的管控还可能变得更加僵化、更加严厉，如项目审批、税收、收费、罚款以及各种制约政策等，让企业更加难以独立运转。
（文/朱稼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