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北航组织千余名师生、教工，在党委副书记程九柯的带领下，赴山西晋南五县搞四清。当时组织了北航四清指挥部，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指挥部设在运城党校内。我们把北航的下乡师生安排好以后，指挥部的同志参加了运城县城附近的土家坡生产大队的四清运动。在我们去之前，李哲浩老师和企业管理班学生，以及地方工作队员已经进村。
按规定工作队员要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晋南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地区生产小麦和棉花，有吃有穿。他们吃的是白面馍（馒头），穿的是自己织的土布衣服，就是菜比较少。每顿饭，放在餐桌上有几小盘菜，是豆芽、豆腐干等菜，蔬菜很少。再放上一小盘辣椒。我们吃饭时，尽量多吃饭，少吃菜。吃完饭给农民菜金、粮票。
白天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召集农民开会搞四清。农民发现我们来的师生穿的都是带补钉的衣服，比他们穿的还差。一天他们问我，你们在北京每月赚多少钱，怎么穿旧衣服来这里，我说，我们的收入比你们多一些，因为布票是定量，在北京也经常穿一些带补钉的衣服。但是，每人也有几件好衣服，没有带来。那些女孩子们，穿着带花纹的土布衣服，看到女大学生穿的是清一色的带补钉的蓝色中山装，偷着格格直笑。
我同其他几位同学，和一些女社员，在地里摘棉花。我发现她们劳动并不太积极。劳动中间休息时，她们听毛选（我们读）时，在织袜子。已经半小时了，她们还要求再读一会儿。原因是，不论一天她们摘多少棉花，一律记十个工分。后来，我同生产队商量改一个办法：摘一斤棉花记十个工分。多摘多记，少摘少记。这一下，情况大变。她们每天早早下地，不等打钟了。劳动中间不休息，甚至自带中午饭，一直干到太阳下山。每人每天至少摘二斤以上的棉花，提高一倍多。这样的一件小小举措，就调动了她们的积极性，说明她们对改革是多么期待。
晚上召集社员们开会搞四清。对于这种方式，我当时就不赞成，但是，无可奈何。农民劳动一天，回来要搞家务，那有精力和时间再开会呢？开会，一是要大家揭发干部的问题，他们一般是不知情的，即使有人知情，也不敢当众揭发。二是批判资本主义回潮，什么回潮呢？如开小片荒地、做小生意、生产经营建材┄┄。这些所谓的资本主义，都是他们愿意干的。因此在会上，批不出什么结果。在会议上有的人闲聊，有的人睡觉。
在农村8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师生们停止一学期的教学活动，损失不小。这期下乡的是大三学生，回到学校后，已经应该上大四的课了，并要下厂搞毕业设计写论文。可是等待他们的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毕业要停课闹革命。但参加8个月的四清运动，也有一个副产品，即有机会体验一次农村的生产、生活，对于大家，也是有益的。
（文/焦定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