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中组部老干部局和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工作要点》，都对开展“我看脱贫攻坚新成就”专题调研活动作出部署。北京市委教工委、工信部也向各离退休工作部门发出通知，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实际，尽快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调研座谈以及征文活动。结合我校离退休工作实际，离退休教职工党委面向党支部、广大老同志开展了座谈畅谈主题活动以及征文活动，引导老同志们结合亲身经历撰写学习心得或体会文章，为脱贫攻坚点赞喝彩。从7月28日起，离退休处公众号陆续登载支部活动报道以及老同志们撰写的体会文章。
北航老同志参加“我看脱贫攻坚新成就”专题调研在线发言选登
我想通过真实的案例来表达“我看脱贫攻坚新成就”的感受和体会。
案例一：
2014年6月3日，塘约村遭遇一场百年未遇的大雨。田被冲毁了，路也冲毁了。当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社视察灾情，问灾民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受灾的村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修路。周建琨十分感动，问到为什么要先修路，灾民们说，村里男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种地的都是妇女，现在路没有了，就没法下地了，想干什么都干不成。
周建琨让把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找来，对他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左文学问：“为什么？”“你们班子很强，这么大的水，人住得这么散，没死一个人，你们干部了不起。”周建琨又问：“你们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你这里的老百姓也很不错，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要记住，政府永远只是帮，不是包，党支部也一样，要依靠群众。”正是市委书记的这些话，在左文学心里点燃了一把火，他开始考虑到底要不要组织合作社。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互助组走到初级社，再从初级社走到高级社，最终走到人民公社。可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公社被解散了，大家似乎又回到了刚刚土改之后的年代。现在说又要组织合作社，那么这是不是在走回头路？中国的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任何概念、理论在实际面前都要低头。在那样一个穷乡僻壤落后的农村，而贵州又是一个穷省。农民要想改变命运，走上富裕的道路，只能依靠自己。然而，一家一户的一己之力，能做得到吗？或许，资本的介入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可是资本能帮助农民致富吗？这些问题是摆在农民面前的一个又一个不容回避、也不易解答的难题。
对于塘约村的农民来说，最现实的问题是修路。而单凭一家一户，这条路是不可能修成的。要让政府出钱，那年的水灾不只塘约村受了灾，其他地方受灾都不清，政府肯定一下子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对于塘约人来说，只要走上集体化的道路，集中各家各户的财力，才有可能做成修路这件事。
问题摊在塘约人的面前，摊在党支部的面前。要不要组织合作社？这个问题在他们面前已经没有别的选项了。
小岗村当年走承包的道路，是因为当时县里对农业生产瞎指挥，集体农民对这样的指挥给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感到愤怒和绝望，于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承包制的道路，这样做的后果是农业生产会有一定的增长，但是没有持续的发展力量，特别是一家一户的农户。主要劳动力因死亡造成劳动力的减少该怎么办？农民生了重病，丧失了劳动力又该怎么办？这些在农业合作化之初就面临的问题，在承包制实行后，一定会再度出现。而农业合作化能够较为平稳地解决这样的问题。而资本的介入，目标是自己要获得更大的利润，对农民是不是能致富，资本没有兴趣。而现实中大量的情况是，资本介入农村后，农民或许能得到一点补偿，但这距离他们希望的富裕生活还是差得很远。
塘约村的集体化除了组织若干个生产合作社之外，最基础的工作就是确权。这不仅仅是土地确权，而是七权同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权和小水利工程产权。塘约村所有的权利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集体的，谁都不能侵占。是个人的，都应得到保护。而个人损害侵占了集体权利的，都要“吐”出来。农民的集体所有权一经得到确认，中国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就有了切实的稳固的权利保障。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
有权利，就有义务，有权利，就有责任。为了真正能够用好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塘约村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村规民约。其中一条就是不能私人摆酒席。有人在村外摆了酒，祝贺自己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这事被村里知道了，也同样照罚不误。违反了就要受罚。这样下来，村里减少了百分之七十的酒席费用，农民个个都叫好。看看，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搞上去了。这不需要喊什么口号，更不需要搞什么形式主义。对农民有好处的事，党支部都会出头，在改变陋习方面，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安顺市党组织和基层的塘约村党支部，都是从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出发。安顺市的党组织是很有见识的，塘约村的基层党支部和广大党员，也是很有见识的。没有优秀的党员，就不可能带领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致富的康庄大道。
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栏目请来《塘约道路》一书的作者王宏甲讲塘约道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王宏甲讲了很多很好的内容，但有两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塘约道路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组织起来，一条是党的领导。组织起来除了把原来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进一个村社合一的合作社，还要把农民的土地都要通过确权成为集体的土地，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有一条党的领导，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左文学说得好，只有这样的合作社，才能把农民留在土地上，才能让农民把自己的家留在自己身边，让孩子和老人得到更加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没有合作社，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如果全中国的农民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而且能够继续向前发展，不断致富，那中国绝对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而不是之一。
案例二：
在北京延庆区，一位农民本来在建筑公司干活，因为没有活儿干，只好回家种地，一年能挣上个两千多元钱就算好的了。所以一直都很穷。还有一位农妇，主要做扫墓用的祭品出售，一年下来，也不过几千元钱。
2020年，国家规定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低于4000元。在北京密云区，当地政府组织农民开发旅游，做起了民宿旅游的营生。村集体集资帮助农民建房，修建民宿用房。每家农民承包一间民宿，主要帮助游客解决食宿等问题。住要安全、舒适，吃要安全、营养，味道要让游客满意。当地农民心气儿很高，干起来很有奔头。让我看到了农村蒸蒸日上的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
回想起贵州安顺的塘约村，当地党支部坚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农村集体化道路，除了农业生产之外，其他副业都有不同的分工，也有不同的合作。把农民充分调动起来，组织起来，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塘约道路的效果很明显，值得各地借鉴。我觉得，北京郊区的这个贫困地区，当地的领导干部也应该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总结，如何带领农民走向富裕的美好生活。
文/胡懋仁
编辑/刘佳秀
编排/郭小军
审核/郭永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