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是古代英雄辈出之地，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从1942年5月1日开始，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纠集日伪军14万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大扫荡，当时人们叫它“五一大扫荡”。随后敌人配合军事上的“扫荡”“清剿”，对我冀中根据地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至1942年7月底，在冀中八千多个自然村，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寇修碉堡753座，修公路15166里，挖封锁沟8373里，这次大扫荡使我主力部队损失34%，地方部队损失46.8%，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被杀抓五万余人。

我的家乡在冀中蠡县辛兴乡北沙口村，我堂哥李锅灶，是八路军120师战士。1937年对日阻击战阵亡，堂哥李墨田长工出身，1938年入党，后担村支部书记，我家成了抗日堡垒户，由于环境影响，我不满十岁，卷入了抗日洪流，当本村儿童团团长。

    1943年4月，日寇掌控了冀中时局，从战略出发，在据点内开办小学，对中国儿童进行奴化教育，党组织抓住这一机会，派我去“上学”，了解敌情，购买物品。

本村地下党员村民委员会主任苑怀玉，向我交代任务，要受本村对日联络员李洛献领导，明确告诉我，他是自己人，别看他每天跑炮楼，跑据点，但主要为我们工作，每天发我两毛钱，吃中饭。

李洛献当时不到五十岁，识字不多，但精明能干，头包一块毛巾，既作帽子，又擦汗，是位冀中平原上的典型农民，论辈分，我叫他大伯，他护送我进据点“上学”。

大百尺镇在我村正北六华里路，这个镇北距高阳县二十六里，南距蠡县县城二十四里，地处两县中间地带，高阳至蠡县公路从街心穿过，是重要的交通咽喉，在它的周边20里内，有日寇炮楼12座，大百尺据点是指挥中心。

洛献大伯带我走到镇村口时，对守镇村口卡子的伪军说，这是我侄子，叫李双伦（我的俗名）是来上学的，以后他进出镇口，请兄弟们多多关照，伪军点头答应。

镇内街道两旁有店铺开门营业，在整齐的墙面上，画满了仁丹的画像，黑绿色大卡车，卷着尘土驰过，街道南边是广场堆满了大油桶，木材，钢丝……旁边有个像大仓库的房子，就是学校，路北大黑铁门，有鬼子站岗，这日军营区，大伯带我见了教官，就算办了入学手续，顺利入学。

我在这所学校上了七个月，主要课程：语文、算术、修身、体育，鬼子的课本印的很漂亮，语文课本封面彩色图画，红太阳升起。

课文是颂扬太阳：“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姊姊说：快来看太阳，太阳红，太阳亮，太阳出来亮堂堂，太阳今晚落下去，明天出个新太阳，太阳，我来问问你，晚上被褥凉不凉……”

    当时我觉得朗朗上口，并不了解鬼子的意图，直到1950年2月，我参加了共产党，经党组织教育，我才明白这是训练中国儿童对日本国旗的崇拜，对皇军的崇拜，是奴化教育，手段很高。

       学校大仓库内角处，是小卖部，专对学生开的，有卖火柴，在那个年代，老百姓根本买不到火柴，家家户户日夜点燃着一根“火绳”，“火绳”是用玉米须和破布编成的，做饭时再吹成明火，但对区小队，县大队的八路军战士来说，没有火柴，又不能用“火绳”，就是大困难，所以给战士们买火柴成了一个任务。洛献大伯告诉我，尽量多买，所以每当小卖部卖火柴时，我就让我的同桌同学，荆丘村的李保生帮我一起买，这七个月里，买火柴几十次，有一百多包，在我放学回家路上，有两座破砖窑，叫对子窑，洛献大伯在此处等我，他接到火柴，就及时送给区小队同志。

在那个年代，不仅火柴缺，药品更缺，有几次让我买二百二（红药水）， 纱布等。

    1943年初冬流行传染病疥疮，这种病使人手指缝，脚趾缝，臀部，腰部起丘疹，非常刺痒，洛献大伯让我买硫磺，当时不知道干什么？过了两天区小队同志到村里，原来他们很多人染上了此病，深夜在村边一座破庙里，点燃硫磺，战士们脱光衣服熏烤，我在庙外放哨。

    作为小学学生，我了解的军情很少，记得有两次，一次是从高阳县来了三卡车鬼子，我及时汇报防备扫荡；另一次在鬼子营地门口，很多伪军，其中有辛兴炮楼的伪军蒋队长，说不定伪军头头们要开会，我也及时报告得以提早警惕起来。

后来战局转入反攻阶段，鬼子准备败退，关闭了小学，我又回到村里。

文/李墨卿   图片/来源网络

编排/郭琛依

编审/郭永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