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五言古诗，试问有哪些人熟悉并知其作者和出处：
“贏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雲逝。
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儒縱行歌，斑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
奇縱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此诗恐怕知道的人不多。再有一篇记文：“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不必再写，谁都知道这是著名的陶渊明《桃花源记》。人们只记得《桃花源记》， 而不知以上“桃花源诗”，须知《桃花源记》本是“桃花源诗”的序言部分。用散文进行描写，用诗歌进行歌赞，有说有唱的完成整个故事，是古代诗人流行的方 式，《桃花源记？并诗》才是陶渊明最初完整的著作（《陶渊明集》P165，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8年版，下同）。只要《桃花源记》，删除“桃花源 诗”，是文选家对完整艺术的破坏，也是对作者著作权的不尊重。《桃花源记》以“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结束了该文，同时也结束了后人对桃花源继续问 津的探索。
汉朝至唐朝之间的400年（公元220-618）中国出现过不少于70个自立称帝的“國家”，因政变战乱等原因，改元换代难计其 数。在这个时期，同一个皇帝被迫多次更改年号极其普遍。如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公元502-549）更改七次年号。晋安帝司马德宗在位22年（公元 397-418）更改五次年号。足以说明，这是中国历史上比只有五霸七雄的春秋战国，还要动荡混乱的年代。这400年里的重要朝代，包括三国60年（公元 220-280），晋及十六国139年（公元281-420），南北朝169年（公元420-589），隋29年（公元589-618）。然而，给人们印 象最深且津津乐道的，却是存在不过60年的魏、蜀、吴三国时期，比三国长达2.5倍即155年的晋朝，和近乎三倍即169年的南北朝，却知之甚少，这都是 罗贯中的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造成的。
陶渊明字元亮（晋亡后改称陶潜），江州寻阳（唐改称潯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于东晋兴宁三年 （公元365），死于南北朝之刘宋元嘉四年（公元427），卒年六十三岁，距今已经1587年了。陶渊明是晋代著名诗人，开一代诗风，影响了唐宋时期李 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柳宗元、苏轼、陆游等众多伟大的诗作者。其散文也经常采用写诗的比拟、影射、喻讽、刺世等手法，表达其真实思想。如《桃花源记》 之后所著《五柳先生传》就是典型一例：“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也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既写传记，又不详其姓名。“閒靜少言，不慕容 利”，“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据林云铭评注《古文析義》称，此传“暗寓不仕宋意”。吴 楚材《古文观止》则更明确指出：“劉裕移晉祚，恥不復仕，號五柳先生，此傳乃自述其生平”，原来该传写的就是陶渊明自己（参看《陶渊明集》P287）。其 《述酒诗》，更是有名的影射刺世诗。用酒是仪狄造出杜康润色，来比喻桓玄篡位于前，刘裕润色于后，晋朝终于灭亡（桓玄曾用毒酒酖杀司马道子，刘裕曾用毒酒 酖杀司马德宗，都是用毒酒篡权。参看《陶渊明集》P102）。《桃花源记》所述时间、地点、人物都是实有所指，而非凭空臆造，只不过用隐喻手法加以迴避。
晋朝共十五帝，前四帝为西晋，后十一帝为东晋。太元为东晋后期的第九帝孝武帝（公元373-396），先称宁康历时三年，后改称太元，历时二十年（公元 376-396）。陶渊明成长于太元时期，正值十至三十岁的黄金时代，因而才会有《桃花源记》开篇“晉太元中”之说。“武陵”（今 指湖南常德），乃古郡 名，属古九州之一的荆州（今湖北江陵，沙市之总称，原是包括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各一部的广大地区）。陶渊明曾任江州（今九江）祭酒， 镇军参军（镇军将军参军的简称，相当今天的参谋或秘书），彭泽县令，都在其江州家乡地区范围。江州“自桓玄以來，驅蹙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广大人民痛苦不堪，普遍出现逃亡事件。荆州则“民疲田蕪，杼軸空匱”，“童耋奪養，老稚服戎，空戶從役，或越紼應召”，“宋民賦役嚴 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也出现广大人民躲避徭役，逃入少数民族地区之事（《陶渊明集》P255-256）。江州、荆州是两个相邻地区，两地发生 民不聊生，避役逃亡之事，陶渊明岂能不知，这就是《桃花源记》的主人翁是荆州“武陵人”的社会背景。至于《桃花源记》谎称“先時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 此絕境”，实为不满东晋被灭，刘裕篡晋称宋的刘宋统治，才以五百（注：实为六百）年前建立秦朝的秦始皇，借古喻今罢了。
《桃花源记并诗》 有人推测创作于陶渊明晚年五十四岁，即东晋義熙十四年（见《陶渊明集》P255、286）。但从《桃花源记》：“晉太元中”一语分析，似应创作于陶渊明五 十六岁之后，也即晋亡刘宋永初元年之后：第一，既称“晉太元中”，显然当时已不是晋朝，否则“晉”字完全可以省略不提。第二，陶渊明不便直接以刘宋本朝之 人，抨击本朝之事，而选择改朝换代之前，且自己更为熟悉的晋朝似更为合理。第三，義熙十四年虽然刘裕弑安帝立恭帝，但仍称晋朝，尚未改称宋朝。而陶渊明对 刘裕篡晋改称宋武帝永初元年这一“残暴邪恶的篡夺事件”，“表示出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陶渊明集》P237），才是触发创作《桃花源记？并诗》的动力 源泉。
陶渊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弃官不做（祭酒、参军、县令也不是什么大官），归耕田亩，成为“寻阳三隐”（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之 一，乃是人们久经战乱动荡之苦，普遍向往和平安定生活的体现。流传民间的“竹林七贤”（稽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个文人名士的总称）， 也是发生在魏晋时期。在这个混乱动荡年代，退隐山林，归耕田亩，隐而不仕，是许多文人名士的唯一选择。对陶渊明的诗作成就不谈，只就《桃花源记？并诗》成 为今天“世外桃源”成语的原始典故广为人知，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丰富起来的。
我们要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古人，不能用今天的思想意识去要求1500多年前的陶渊明。更不能用极“左”的观点胡乱批判。说“《桃花源记》的目的，究竟是鼓 舞人民为争取这种理想生活而走向改革现实的革命道路呢？还是告诉人民原始生活一去不复返，只能从故事中追求精神上的慰藉呢？……陶渊明的目的似乎只能是后 者而不是前者”。“陶渊明简直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不得不从险恶的政治场合，想出一条脱身之计，就是‘逃祿而耕, “追求桃花源一類的烏托邦”。 《桃花源记》“由於作者的階級局限，作品自始至終就含有落後性”（引自《陶渊明集》P259、227、256、260）。这些语言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它让 我们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习近平总书记有句名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才是对待《桃花源记》的正确态度。
（文/李光月）
